分析：韩森若想执政，就不能只靠民调和抱怨

如果韩森的支持者真把一国党视为能够执政的政党，衡量韩森的标准就不能另搞一套。

韩森从政已有30年，不会因此变得更好。她不会变得更有条理，也不会突然变聪明；大多数时候，她恐怕仍要为自己的失言收拾残局。

但反过来说，把她没有讲过的话算到她头上，也同样不公平，比如声称她想恢复“白澳政策”。

连续40年观察韩森的人，最清楚她的根本短板：她始终没有证明自己能设计出更完善、细节充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，再向全国解释清楚。这是一个政治人物最基本的功课。

如果澳洲人真的准备把一国党当作有实力的竞争者，并把韩森视为潜在总理，那么她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，就是总理官邸未来会得到的样子。这个“执政套餐”并不复杂。

如果韩森的支持者认为一国党是一个真正的执政党，那么她就应当和其他政治领袖一样接受检验。Paul Murray撰文。图片来源：Stuart Quinn/The West Australian

认为“平民派”艾博年无力治理国家的人，如今却愿意支持能力更受质疑的韩森，这已经近乎荒诞。

这或许说明，民调带来的回应只是表达不满的一种低风险方式。

韩森最近在海外的那番评论，其实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。她批评澳洲正在走的道路，指责生活水平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，并称这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情况。

她在发出这些批评时，也拿英国作警告对象。在她看来，英国已经比澳洲更早滑向灾难。

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密切留意，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，告诉我们不要怎样把自身问题越弄越糟。

在英国，韩森也遇到了一些投缘的人，主要来自几个与一国党相似的新兴政党。这类政党同样靠社会不满壮大，而不满情绪很大一部分围绕移民问题。

Nigel Farage的Reform UK，以及更激进的Restore Britain，支持率上升令英国工党感到不安。但英国工党却荒唐地认为，答案是进一步向左；艾博年也持同样看法。

一国党党魁韩森。图片来源：AAP

本周，英国工党在执政期间导演了一场悄然发生的“政变”。Andy Burnham在党内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下成为总理：其中379人支持他在无竞争情况下出任党魁。随后，他将在没有选民授权的情况下，大幅改变工党的政治方向。

英国工党的处境究竟说明了什么？下议院（House of Commons）403名工党议员中，竟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能比一个九年前退出议会、并两度竞逐党魁失败的人做得更好。

答案是：他们既绝望又缺乏想法，而且对公众抱有蔑视。

Burnham的上台最令人难过之处，不是它像一场悄悄进行的革命，而是它归根结底只是一场政治营销。他上任第一天就安排自己前往伦敦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，并在那里“帮忙”准备早餐。真是乏味。

左翼《纽约时报》在刊载的一篇报道中写道，Burnham清晨到访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，似乎是要向全国传达他的优先事项，同时凸显他解决社会问题、重塑英国政治的承诺。

于是，熟悉的戏码又上演了：媒体不加质疑地送上蜜月期。那篇报道由三名记者署名，他们为什么不去查查现成的事实？如果Burnham要把无家可归者摆成政治道具，看看他处理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绩就知道了。

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后，曾在2017年上任时承诺，到2020年消除该市的街头露宿现象，并表示会拿出15%的薪金支持这项事业。

无家可归现象在最初几年有所减少，但Burnham在2019年承认目标无法如期完成。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，随着全国性政策发挥作用，露宿人数曾降至低点；在他市长任期的最后几年，曼彻斯特露宿者人数却翻了一倍，最终只比他上任时低一点。

他承诺兴建1万套市政社会住房，实际只完成2368套。在住房和露宿这两项政策上，留下的都是许诺过多、兑现不足的记录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Jacinda Ardern。

英国新任总理、工党党魁Andy Burnham。图片来源：Carl Court/Getty Images

只要记者肯查，这些资料并不难找到，而且与Burnham如今提出的新承诺关系密切。

《纽约时报》那帮人还写道：“在一个充满仪式和庆典的日子里，Burnham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简短演讲，承诺‘把对人民的关怀置于我所做一切事情的核心’。

“他把自己出任英国最高职位形容为一个‘切断回路的时刻’，要扭转过去40年来一届又一届新自由主义政府所采取的方向；这些政府偏爱私有化，并使这个国家去工业化。”

Burnham显然是在发出大幅左转的信号，但媒体没有检视这些说法，甚至没有为它们补充基本背景。

Margaret Thatcher和John Major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确实是新自由主义的先锋，但两届政府在1997年结束时，已经完成了对英国经济的改革。之后，Tony Blair带领工党重新执政，提出所谓“第三条道路”：离开新自由主义，却不撤回保守党的改革。作为国家干预主义者，Gordon Brown上台后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向。

这一趋势延续到保守党执政的David Cameron和Theresa May时期，直到Boris Johnson在新冠疫情时代通过大规模国家支出和干预，终结新自由主义。

Rishi Sunak在2022年上台时，英国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受脱欧、疫情和全球供应冲击塑造的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环境。

所以，Burnham明明知道新自由主义早已不在，却仍把它塑造成假想敌，以掩盖自己准备在英国推行新形式社会主义的意图。他还自命不凡地把自己的模式称为“曼彻斯特主义”。

在Burnham的语境里，新自由主义就是“紧缩”的另一种说法；而在经济理性主义者看来，紧缩不过是必要的支出约束。关注艾博年政府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。

若要了解Burnham在大曼彻斯特的财政管理记录，也就不难预见英国接下来可能面对什么：一座债务大山。

英国住房、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数据显示，Burnham任内头两年，借款增加65%，在2018至19年度达到15.6亿英镑（30亿澳元）的峰值。大曼彻斯特的债务在他上任时为9.64亿英镑，离任时升至13.4亿英镑，增幅39%。

Burnham在曼彻斯特最常被称道的政绩，是把巴士重新置于公共控制之下；成人单程票价设有2英镑上限，16至18岁青少年则可免费乘车。

这又让人想起Rita Saffioti。

然而，曼彻斯特公共交通网络如今每年有2.27亿英镑的赤字，超过私营运营时期补贴的两倍。

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95.1%，澳洲则约为55%。在这种差距下，Burnham几乎没有犯错空间，否则就可能把经济拖垮。

Andy Burnham

挑战工党的右翼政党，包括一国党，都受到大量批评，原因主要是它们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，并被贴上“民粹主义”的标签。

但Burnham提出的，是建立在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之上的方案。其经济政策仍未交代清楚；如果他不愿让英国进一步埋入债务，就必须从某个地方找到新的收入来源。

Burnham逐步提出的多数民粹主义承诺，至今还停留在“魔术布丁”般无需说明钱从哪里来的阶段。不过，他第一个动作的财政细节颇有启发性：把电费账单上的5%增值税（VAT）取消，平均每户每年可节省约45英镑。

这项减税本财政年度约需8.5亿英镑，据称资金要靠取消前首相Sir Keir Starmer的数字身份证计划来弥补；该计划三年估算成本为18亿英镑。

问题是，Starmer从来没有为这项计划拨款。因此，这笔钱同样没有着落。这很难称得上是经济管理的可信起步。

而数字身份证计划原本是Starmer用来对Reform形成侧翼包抄、打击非法移民的方案。Burnham现在把底牌摊开了：在他看来，围绕生活成本的民粹主义会压过围绕社会凝聚力的民粹主义。

说到底，这还是回到了韩森。

一国党这次复兴，究竟是真正卷土重来，还是又一次虚假的曙光？后者恐怕会进一步削弱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。韩森该把计划拿出来、讲清楚，让澳洲人自行判断。

周二听完韩森在“领导力至关重要”早餐会上的演讲后，《西澳人报》的Jessica Page写道：“她提出的解决方案，现阶段不必计较细节。

“她承诺先听取意见、稍后再给答案，并说这已经比堪培拉做过的多。”

真的吗？她到底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？无休止地抱怨了30年之后，难道答案还是继续倾听？

媒体要求自由党立即回答问题，也要求政府拿出稳健政策；韩森却能获得一张长期有效的免检通行证？